爱国与救市—由谢国忠《泡沫悖论》所想到的
在政府救市措施出台沉寂一段时间后，一向温文尔雅的谢国忠，以南方人吵架的特有方式对那些曾经呼吁救市的学者们进行了“抨击”，发表了一篇《泡沫悖论》的文章。谢同学用了这样的文字表达他个人的愤慨：
“目前，很多学者都在疾呼，要求政府开始救市。而仅仅在六个月之前，人们还在争论股市到底是不是有泡沫。同样是这些学者，那时还为泡沫而欢呼，认为国际市场的估值方法在内地市场不会起作用。在过去的五个月中，市场已经下跌过半，这些学者们开始狡猾的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政府救市上来，似乎他们对于那些在股市下跌中损失了毕生积蓄的股民们抱以同情。他们甚至谴责那些像我这样反对政府救市的人没有爱国心，实际上，这是将自己的错误和无知隐藏在爱国主义的面具后面，简直是对爱国主义的玷污。”
长期阅读谢同学的文章，对其特有的视角和观点都非常欣赏，尤其是他分析问题的方法。观点认同与否不论，但就阐述观点的逻辑过程就值得国内许多大牌“经济学家”学习，更值得钦佩还有
笔者恰好在6日发了一篇《股市头上的三座大山—高估值、宏观经济环境、大小非减持》，时间与谢文几乎相近，主要观点也基本类似，难怪有人问到是否借鉴了别人的文章。其实文中看法早在之前博客中都反复强调过，能够与谢同学看法基本一致，纯属个人的荣幸罢了。
其实正常的学术探讨、经济政策的研究都是可以堂堂正正地进行，主要还是以理服人，从论据之真实、从推理之逻辑都可以进行辩论。笔者认为，这种研究才能逐步增长见识、真理才能越辩越明。这种思辨方式来源于西方，也正是这种思辨方式造就的文化才使得西人在近代独领风骚。可惜国人在辩论中却奇招频出，要么是指桑骂槐式的谩骂，要么是故意回避辩题左右之言他，尤其是以道德取向作为取胜之决定性砝码。记得大学时曾经辩论是干一行爱一行好，还是爱一行干一行好，一方辩友发言道，“党交给你的工作难道不应当热爱吗？”。近20年前的这一句话，马上令辩论对方哑口无言。这恰如南方人吵架总要讲个道理，猛然间却见北方的对手抄起了一块儿板儿砖。可以说，偷换逻辑的道德王牌，成为了中国论战的制胜法宝，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悲哀。因为是以酸葡萄心理抵制奥运的法国人揭发了宗庆厚漏税，所以后者的行为就充满了悲情色彩，甚至属于被陷害而可以原谅了；因为出身不好的谢同学说了不救市，所以不救市就是不爱国。真的是狗屁逻辑。
谈论经济问题就要以经济问题的视角去看，当然我们不排除对某些国家利用金融手段达到自身目的手段的防范，不过前提是一定要充分了解经济而且要了解对手实现其目的的路线图。但是我们更多地是看到一些人自说自话，少有学者能够一针见血、有理有据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观点、捍卫自己的观点，在情况发生变化时实适时修正自己的观点。没有办法，中国许多所谓的学者不是研究成果彰显出来的，而是做官做出来的。就像当初以“当地不可能有像老虎头那样大的叶子”去质疑周老虎的那个专家，不幸被周老虎拿出大叶子而揭露其权威本质一样。中国人尊敬长辈、尊敬长官的文化，在学术也开始泛滥起来。一个谬误，只要出自某个位高权重之嘴，就会变成金口玉言般神圣不可侵犯。于是乎，位高权重之辈更加认为自己绝顶聪明，更增添了权威的自信。有人说，人生会经历“人欺、欺人、自欺”三个阶段。在我来看，某些权威更多地是在自欺欺人之中徘徊并享受着。
管理学上有这样的故事，领导与下属就如同一棵爬满猴子的树，上面的猴子往下看，看到的都是笑脸。下面的猴子往上望，望到的都是屁股。下面的猴子能爬多高，取决于贴屁股的技巧有多好。看笑脸的感觉总是很好，如果不顺眼就会一脚踹下去。为了生计问题的考虑，许多人（包括笔者）许多时候不得不收敛所谓的正义感，说上几句奉承话或者缄默不语。所以才会出现结构性通胀的创举，才会在今年饱食经济发展的苦果。许多事情中，能力高低已经是非常不重要了。为什么敢说话的是
对于大幅调整的市场，证监会究竟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让笔者再次引用美国证监会的一段话作为参考吧：“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使命是保护投资者，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高效，促进市场的资本积累；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出于对未来生活保障的原因，对家庭生活开支的原因，对培养孩子上大学的原因，第一次投资证券市场的时候，我们的监督保护使命比任何时候都重大，也必须去完成。”与其把精力浪费在没有法律依据的限制大小非减持（笔者认为《指导意见》并不具备行政法规效力而且严重违反当初股权分置契约，处罚更没有明文的依据），不如加大规范上市公司力度（最近又爆出上市公司造假问题）和内幕交易处罚力度（例如教授门、刘芳门等），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这才是真正的救市。
真的要警惕打着爱国旗号的所谓救市，爱国与否真的与救市无关。盘面不需要再多说，中石油掩护下的跌。《股市头上的三座大山》不会因为一两项救市政策和恢复的信心就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小非“违规”减持也在逐渐升级并挑战证监会《指导意见》的权威。不为一时涨跌困扰，股市修炼进行中。
程程
